第二节 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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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都是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的，各文化虽然不一定处在同一时代，但都遵循着同样的程序，必须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人类的文化史就是人类的技术经济、精神生活的自我运动发展史，同时代的不同社会可以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每个阶段的文化，都既是过去阶段的产物，又对未来阶段形成一定作用。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其特殊的社会功能，对社会生活、社会体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谈及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必须追溯到人类的最原始时期，因为现今各民族的先民都是从原始社会脱胎换骨、进化而来的。约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猿人，约8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猿人，约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人类。原始社会后期稳定的群居生活促使旨在保存生产和生活经验的原始教育的产生，并且和劳动实践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教育和体育的共同源头。
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风格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从它的起源和发展及丰富的内容来看，与各民族的自然环境、生产特点、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发源早、分布广、种类多等特点。只有充分认识、深入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古往今来的现象、特质，把握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及规律，才能真正达到系统化、提高的目的。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多方位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并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它依附于民族文化的广阔背景，从而形成了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的多渠道性。概括地说，民族传统体育大致有以下起源论：
一、生存的需要生产劳动是原始人类主要的社会活动，因此，萌发了体育因素并推动其向前发展的首先是生产工具和生存技能的提高。原始氏族部落由于生产力低下，生活艰难、简陋，饱受野兽侵袭和病痛、饥饿的折磨，必须依靠采集、狩猎、捕鱼等活动来维系各自的生存和繁衍，也就必须学会一些生活所需的技能，跑得快、跳得高、投得远以及攀登、泅水等生活技能成为人们生存的基本技能。这种技能的传习，可以说是未来教育的源头，也是未来体育的起点。狩猎是当时人们获得食物的主要生产劳动，由开始用石头来击打野兽，到后来使用弓箭狩猎，劳动技能显著提高，特别是使用弓箭后，这种飞得快、射得远的箭，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及生存的能力大大增强。人类刚开始与禽兽格斗是徒手的，以后发展为用器械，远距离用弓箭，近距离用刀矛，一旦武器脱手，还是要徒手格斗，行拳打脚踢的武术动作。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中，人们掌握一定的攻、防、格斗技能是必不可少的。武艺的特征是技击，技击包括徒手的搏斗和器械的运用。其中的一些生产活动演变成了以后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都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生存、生活、生产的需要，是生存能力的具体体现，是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由于长期的迁徙或地域生存特点，少有定居农耕形式，采集、狩猎成为民族生存的主要形式，靠弩射杀猎物维持生计的生产活动，逐步发展、衍变成为本民族喜爱的传统体育运动。拉祜族男子从14岁起就开始练习射弩，随长者上山打猎，节日期间的射弩比赛在拉祜族各村寨中十分盛行。比赛时有平射、直射、高射、射果子、射树叶、破箭射（拉祜族的神箭手，可用箭射刀刃，一箭射出，正中刀刃，把箭杆和箭花都劈成两半）等。蒙古族独特的狩猎工具——布鲁，最早也是用来打击飞禽走兽的，被击昏或打死的动物，皮毛完好。
为了准确打击猎物，掌握打布鲁的娴熟技术，猎手们经常练习，进行投准、投远比赛，逐渐使这项古老的狩猎生产活动演变成现在的投掷体育活动。由古代生产活动演变为现代体育活动的还有彝族的打火药枪、拉祜族的过桥爬杆、门巴族的狩猎、土族的武术、塔吉克族的叼羊、鄂伦春族的皮爬犁、瑶族的独木滑水等。湖南土家族人民，每年谷黄稻香时节，都要带着木棒、弓箭守候在田边地角，驱赶鸟兽，这种驱赶鸟兽的活动称之为“打飞棒”，并世代相传，如今已成为土家族人民喜爱的一项体育活动。对于居住在牧区的民族而言，大约从新石器时期起，他们的祖先就开始了游牧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掌握骑马技术是放牧的必要本领，否则就无法生活，后来也因此而产生了赛马以及在马上的各种运动。这些大量的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最初都是产生于各民族生产、生活之中的。
传统体育是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之一，产生的基本前提是生产工具的改进、思维的发展、语言的产生等，而这一切前提条件的出现则源于劳动。从这个意义来讲，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自然也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起源了。
二、战争的产物对野兽、对其他人群的进攻和自卫是人类原始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氏族公社阶段以后，随着部落的出现，部落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以及各种利害冲突，使武力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弱肉强食，引发了原始部落战争。随着历史的发展，各部落间的发展水平也产生了很大差异，强大的部落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掠夺其他部落的人口、财产、生存空间，从而使自己更加强大；其他部落为了防范外来侵略，保护族人的利益，就开展了自卫自救运动，这样，战争就成了当时人们最重要的事。为了赢得战争，人们开始研制各种武器，讨论战斗技巧，并对参战人员进行身体和军事技能训练，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被歪曲了的体育运动——军事体育。因为这种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强壮自己而置别人于死地的基础之上，只有自己强壮才能生存这种从残酷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念迫使参战人员掌握战斗技能。
有许多史料记载，弓弩曾是许多民族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战斗武器。尽管弩箭十分原始，但却起到了保家卫国的重要作用。现在弓弩作为战斗武器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演变成了各民族十分喜爱的体育运动。在西周时代，学校的主要课程是“六艺”，即：
“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有三艺与身体运动有关，也与战斗技能有关：
1．“乐”
乐指音乐、舞蹈、诗歌等。舞蹈分“小舞”和“大舞”。“小舞”是20岁以下的学生学习的内容，“大舞”是20岁以上的学生学习的内容。“小舞”有六种，以所持舞具命名，包括幢舞、羽舞、皇舞、旎舞、干舞、人舞。前三种是文舞，用不同颜色的羽毛装饰舞者，幢舞是手持五彩羽而舞，羽舞是手持白色羽而舞，皇舞是头戴五彩羽、身披彩羽而舞。后三种属武舞，武舞持干戚（干即盾，戚即斧）。据《礼记·内侧》记载，“成童”十五岁就学习武舞，进行一些兵器的练习，掌握一些兵刃技击技能。“大舞”也有六种，包括云门大卷（黄帝时的乐舞）、大咸（尧时的乐舞）、大磐（舜时乐舞）、大夏（夏时乐舞）、大漫（汤之乐舞）、大武（武王时的乐舞）。“大舞”和“小舞”是西周对前代乐舞的加工和整理。
2．“射”
射是指学习射箭的技术。习射有五种基本技术，称为“五射”，即：白矢、参连、刻注、襄尺和井仪。明代李呈芬的《射经》对五射作了解释。白矢：“白镞至指也，此弯弓之法，所谓殷率也。”“殷率”是指引弓的尺度，白矢是指射穿箭靶。参连：“先发一矢，三矢夹于三指间，相继拾发，不至断绝。此注矢之法也。”这里是指连续射箭的方法。刻注：“谓矢头刻处，直前注于喉，不从高而下，即谚所谓水平箭。此发矢之法也。”意为水平射。“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谓平其肘，使肘上可置杯水，蛊架弦毕便引之，此及满，使臂直于矢也。”这是平肘直臂的射法。井仪：“言开弓圆满，似井形也。或谓四矢集侯如井字，此射法之妙也。”指的是四箭射穿箭靶，形如井字。
以上解释，言简意赅，较为确切。这五种技术实际上指的是射箭的全过程，包括持弓、开弓、瞄准、发矢。其规格要求概括起来是：“持弓欲固，开弓欲满，视的如审，发矢欲分”。说明射箭的技术已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3．“御”
御术在学校教育中也有五种，名为“五御”，即：“鸣和莺，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周礼·地官》郑玄注）。刘伯骥的《六艺通论》对“五御”作了一一解释。“鸣和莺”：以“和”、“莺”两铃节车之行。“和”在轼上，“莺”在衡上，马行车行，两相呼应，合于节奏。
“逐水曲”：车傍水而行，道路透巡，能驾车逐水势之曲前进而不坠水。“过君表”：驾车经过国君所在地时，御车向辕门直人，中而不偏，表示行礼致敬。“舞交衢”：御车于十字街道中，马的步度，车的旋转，彼此合拍，应于舞节。“逐禽左”：驾车田猎时，要把猎车驾驭到禽兽的左侧，以便射杀。以上五种驾车驭马的基本技术，适应车战的需要，体现了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以车战为主要战争形式的西周，战车的驾驭自然成了军队训练和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战争推动了体育文化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兵器的改进和兵器操练及武艺的发展，促进了以训练体能、发展体质为主要目的的其他形式的体育运动的丰富和发展。“弓马之利，以定天下”，强调熟练弓马，锻炼身体，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些军事体育项目逐渐演变成了健身娱乐项目，并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一个部分。
三、宗教信仰原始人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并对自然界某些对人类造成灾难的东西十分恐惧，因而产生了“万物都受神灵主宰”的观念，并有了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宗教信仰。出于迷信，原始人类常用种种身体活动来进行祭祀活动，表示对神的虔诚，祈求神的庇护，试图让神来影响自然力、保护人类。由于将神人格化，逐渐在祭祀中出现了舞蹈、竞技、角力等身体活动，用以娱神，以表示对神的虔诚。如：拉祜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宗教信仰有原始宗教、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其中原始宗教在拉祜族整个信仰中较为广泛和深远。由于社会发展缓慢，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的经济状态，生产力低下，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林、木、火等自然力及自然现象不能理解。但为了生存，不得不艰苦地与大自然进行搏斗，对自然万物的神秘化、对超自然力量的幻想，逐渐形成拉祜族“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观念，加之后期民族迁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的传人，使拉祜族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趋向。我国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信仰，但都经历过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阶段，有的民族至今仍还保留这些原始宗教信仰。这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有关，它不仅制约着我国本土的宗教文化的发展，而且改造着各种外来的宗教，使之世俗化、本土化，以满足不同民族、不同信仰者的需求。在宗教祭祀中，到处渗透着以身体运动为核心的体育文化，表达着敬神和娱神意愿。这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中也能找到大量的实证。颇具特色的彝族荡秋千最早源于纪念星神；摔跤活动主要在传统节日“密枝节”和“火把节”举行，最早开展摔跤活动的目的是祭神、求雨、禳灾；武术最早也是出现在本民族的祭祀活动和丧葬仪式上，表现形式上具有庄严肃穆、扑朔迷离的祭祀色彩。白族“本主崇拜”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形式，将凡是为他们立过功、做过贡献的人，均视为自己的保护神加以崇拜，为了对他们进行祭奠，白族每年都要举行“绕山林”、“火把节”、“蝴蝶会”、“海灯会”等节日，在此期间举行一些传统体育活动项目。傣族的堆沙活动最早也来源于对祖先的崇拜祭祀活动，之所以能沿袭至今并且得到发展，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
傣族人虔诚地信奉小乘佛教，使堆沙这一拜佛形式得以继承与发展。堆沙活动不仅是傣族人的传统体育活动，而且也是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人民所喜欢的体育活动。
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无一不与各自民族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今，有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仍存在着某些宗教色彩，不少民族地区仍遗存着一些祭祀体育活动，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宗教信仰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密切联系与渊源。
四、源于自然民族传统体育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象征，是对自然适应的体现，无论是基本的需要还是发展的要求，人类和自然总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人类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认知，创造了各民族各类传统体育项目。据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卷二《封泰山禅梁父》篇中记载：“乌号弓者，柘桑之林，枝条畅茂，乌登其上，下垂着地。乌适飞去，后从拨杀，取以为弓，因名乌号耳。”说明原始人类从自然现象中发现桑柘一类树木的弹力，因而制成了弓箭。因为初民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他们的生活资料是飞禽走兽，他们的生产方式便是狩猎。因之模仿飞禽走兽的声音和动作，并且也模拟猎取食物时的种种情状……“这种模拟舞，倘行之于事前，大都是狩猎和搏击技术的练习，倘行之于事后，大都是表示衷心的欢悦。”（《中国戏剧简史》）这说明早期体育源自于人类生产劳动时模仿自然现象、动物形态的动作。1965年在云南发现的描写佤族原始生活的“沧源岩画”和在各地陆续发现的一些原始岩画中，除球类活动和叠罗汉以及类似军事操练等内容外，也有不少模仿打猎的舞蹈场面的画面。春秋战国时的飞鸢（即后来的风筝，当时以竹木制成，称为木鸢）就源于人们对自然（风力）的认识和想象。“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墨子·鲁问》）
东汉后，华佗根据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活动特点，按照锻炼身体的要求，编排出了具有健身作用的“五禽戏”。
中国传统武术，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即天人关系的和谐，普遍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主张天人一致或天人合一，要求顺应自然，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人向自然复归，进入到一种绝对自由的、有如自然本身的境界，融合到自然中。武术讲究表现“精、气、神”，“气”即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本原，以水、火、木、金、土的生成变化解释了宇宙的整体结构，具体表现在武术中，就有：象形拳、仿生拳等，象形拳、仿生拳及从自然界中抽象和升华出的大量动作姿态，无一不是对自然的再现和追求。
满族滑冰，满族及其先民，长期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冰期长达半年以上。在他们长期与冰雪接触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大自然，发明了冰鞋、爬犁、拖床等冰上行走用具，还创造了各种滑冰技术。“（北室节）分为九部落。……气候最寒……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隋书·北狄传》）“拔野古，漫漫碛北，地千里，俗嗜射猎，少耕获，乘木逐鹿冰上。”“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籍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新唐书·回鹘传下》）上述的骑木、乘木、乘木马都是指滑雪或滑冰运动。满族统治全国以后，仍旧保持了以滑冰训练军队的旧俗，每年都要在太液池（今北京北海公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滑冰检阅，称之为冰嬉，随着冰嬉内容的增加和变化，逐步形成了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满族冰嬉是我国古代冰上溜冰之戏的代表，是古代冬季冰上运动项目之一。
“顶水罐”最早只是朝鲜族人民生活中取水的手段之一，后逐步具有生活所需和娱乐竞赛的双重功能。在延边朝鲜自治州内，经常能看见朝鲜族姑娘们头顶水罐翩翩而行的身影。朝鲜族女孩长到十几岁，就要学习用头顶瓦罐到井边取水。姑娘成年时，要举行顶水罐比赛运动，这是勤劳善良的朝鲜族妇女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一项体育活动，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比赛前，姑娘们把水罐放在起跑线上，裁判员一声令下后，大家顶着水罐争先恐后地冲向目的地。比赛间若水从水罐中溅出或水罐从头顶上落下，都算犯规，要被淘汰，最终先到达终点者即为优胜者。顶水罐比赛是一项比技巧和耐力的运动，有赛跑和竞走两种。赛跑距离短些，一般在200米以内，要求参赛者动作敏捷，速度要快；竞走距离较长，需要有一定的耐力才能完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曾说到：“我们对自然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使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上升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化依存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动植物、水分、土壤、气候等构成特定的生命维持系统，作用于人类不同群体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不同的食物获取方式、生活制度，成为“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并且构筑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生态价值观念和调节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行为模式。大自然创造了人类，人类又从大自然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五、祖先、英雄的崇拜信仰与崇拜是相辅相成的，信仰主体的心态必然表现为一种崇拜，但并不是所有的崇拜都是信仰。我们在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中强调对祖先、英雄的崇拜旨在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特色。祖先崇拜是原始宗教极为普遍的一种重要信仰形式，它是在鬼魂崇拜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的。在原始社会中，当氏族的血统观念形成，并得以与鬼魂崇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逐渐形成了祖先崇拜。原始的祖先崇拜先是氏族团体的共同祖先崇拜，然后才产生了部族（氏族联合体）的共同祖先的崇拜，后来随着一个个家族或家庭的产生，才出现了家族祖先或家庭祖先的崇拜。而英雄崇拜则是原始宗教信仰发展后期的一种崇拜形式，凡是对氏族、民族等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或有重大影响的人，都会被作为神或神的象征而加以崇拜。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一个民族都出现过一些在重要历史关头扭转乾坤、化险为夷，拯救民族于危亡的历史人物，或者是在某个方面、某个领域为民族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或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人物。这些人的才华和表现赢得了族人的尊敬。他们或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或为了抵御天灾人祸，或为了追求幸福与光明，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歌，做出了一件件动人的事迹。他们是本民族世世代代崇敬的英雄，也是本民族的骄傲。人们为了表达对他们由衷的敬仰及热爱，往往自发地创造出某种活动以表纪念之情。
划龙舟，最初许多民族就是为纪念民族英雄而创造的体育活动形式。苗族人民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在清水江上举行划龙舟比赛。
传说古时候，有一位名叫九宝的苗族英雄，舍身入江烧死恶龙，为民除害，从此，苗族人为了纪念他，便在他投江烧死恶龙的地方，即清水江上举行龙舟竞渡。白族每年农历八月初八在洱海举行龙舟比赛，据说古时候洱海里有一条蟒蛇，经常出游，伤害人畜，而且常常用身子堵住龙尾关附近出水口，造成洪水泛滥，淹没了沿岸的村庄和土地。白族一位勇士奋勇人海为民除害，最后与蟒蛇同归于尽，白族人敬他为洱海龙王，每年举行海会，划龙舟纪念他。傣族划龙舟是在傣历年泼水节举行。传说很久以前，勐巴拉地方有一个凶残的国王，在他的统治下，老百姓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有一个穷困小伙子岩洪窝用他划的小龙舟撞翻了国王的大船，国王被淹死，于是乡亲们推选岩洪窝为新国王，从此人们过上了美好的生活。为了纪念这个除民害的日子，每到傣历年，当地人便在澜沧江上举行划龙舟比赛。又如湘西苗族的上刀梯，是为了纪念石巴贵为民除害的事迹。传说在很久以前，苗岭出现一个妖怪，到处害人。一位叫石巴贵的青年，自告奋勇带着36把钢刀来到一座高山上，将刀一把一把的由下而上插在一株大树上，插一把上升一个高度，登到树顶后，便舞动手中的降妖鞭，吹响牛角，高呼要与妖怪决一死战，跟随他上山的百姓则在树下点燃鞭炮和铁桶，敲起锣鼓，妖怪见此情景只好逃之天天。从此，每当重大节日，都有勇士表演上刀梯以纪念石巴贵为民除害的精神。这些扣人心弦的体育项目，寄托了各族人民对为民谋利者的深切纪念，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极大的精神鼓舞。
拉祜族阿波（投矛），逢年过节时，拉祜族支系的苦聪人都要举行投矛活动来纪念苦聪人的英雄阿波。每人3矛，以投得最远者为胜；然后再进行掷准，在一定的距离内放置一些物体为靶，每次掷数支矛，以击中目标多者为胜。基诺族的大鼓舞源于对祖先的祭祀活动，相传基诺族祖先靠大鼓之助得以繁衍后代。后代人为了感谢大鼓把基诺人送到人间，每到节日喜庆或上新房，就用竹篾编织一些猪、鸡、马、鱼等吉祥物作为祭品，挂在大鼓两端的木桩上，然后全寨男女老幼穿着新衣，围着大鼓，由老人击鼓、敲锣，其余的人手挽手，着鼓点、锣声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以示对祖先的敬意。该活动逐步发展成为基诺人传统节日中的体育活动内容。又如藏族碧秀（射响箭），一种说法是，藏族用射响箭来纪念自己的民族英雄格萨尔王降妖伏魔，另一种说法是射响箭最初用于向敌人发起冲锋的信号。当时贡布地区首领阿杰吉布使用响箭准确地传递了信号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人们为了纪念这次胜利，每逢过年过节时，藏族女同胞便唱箭歌，男同胞则比试射艺以示纪念。
傈僳族的爬刀杆是傈僳族传统体育活动，主要集中在怒江峡谷地区，以腾冲左勇的傈僳族为代表。农历二月初有刀杆节，以惊心动魄的上刀山下火海活动，显示男人的力量和勇气。关于刀杆节，傈僳人是这样说的：明朝兵部尚书王骥带兵在著名的麓川之役中取胜，保卫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安宁，诸蛮不侵，边关巍然。傈僳人为了纪念他，就用“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来表示。
广西苗族的爬坡杆是在每年农历正月上旬举行的坡会上进行的表演比赛。坡会也叫“赶坡”、“跳坡”。爬坡杆这种活动形式由来已久，相传苗族民族英雄孟子佑率领苗族人民与残暴的奴隶主进行斗争，后在奋战中牺牲，为了纪念他，人们在他坟前竖起高高的木杆，并在顶上挂上酒肉，以示纪念。赶坡这天苗族人民从四寨八乡汇聚在坡场上，人山人海，为此爬坡杆的表演赛也成为坡会上的一项主要内容，为坡会增添了无穷乐趣。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有过对自己祖先的各种祭祀活动，在各自发展过程中都曾产生过自己的民族英雄，都曾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文化，都延续至今，都可考证，这为我们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
在各民族的信仰中，虽然对祖先、英雄大多加以神化，形成很多富有神奇色彩的神话传说，但从本质上讲，他们崇拜的是“人”而不是“神”，是实际存在过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是崇拜的升华和发展，是人类意识的发展，是民族群体思维的优化。对祖先、英雄的崇拜体现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上，则是各民族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先或民族英雄，人们要么创造出一个集体活动，要么直接就用祖先、英雄使用过的工具或其特有的活动来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久而久之，这种活动便形成了一定的形式，成为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
六、精神生活和娱乐的需要人是兼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动物。人除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外，同时受生理规律的支配，“饥思食、困思寝”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原始人类狩猎满载而归时，内心十分高兴，自然作出手舞足蹈的身体活动，而这些身体活动大多模仿飞禽走兽的动作和狩猎的搏击动作，所以称为模拟舞。部落生活是集体生活，共同劳动、共享欢乐。一旦收获，整个部落为之欢腾，并结集而舞蹈。《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说的是当时葛天氏部落的舞蹈，以三人一队，握住牛尾，脚踏着节奏，载歌载舞，其内容形式有八节之多。“击石扮石，百兽率舞”（《尚书·益樱》）就是伴着击打石块的节奏，模仿各种动物形态的一种舞蹈。这些身体活动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一些益处，主要是能够满足他们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当这些身体活动的意义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就会很自然地同开始的本能活动区分开来，而形成原始的体育形态。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各民族生存环境大多相对比较偏僻、闭塞，与外界接触较少，大多处于缓慢发展的环境中。生产劳作之余，同样需要调节体力与丰富精神，以此满足他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各民族许多带有自娱自乐性质的体育活动正是在这种身体和心理的需求下产生的，成为各民族在封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人们在欢悦的体育活动中，既得到美的享受，又增进了体质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常被作为向异性表达情意及寻找配偶的媒介，这些在各民族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痕迹。如哈萨克族的姑娘追，大草原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从前，两个哈萨克部落首领要为儿女结亲，女方夸自己的公主像鲜花一样美丽，骑马像腾云一般洒脱。男方夸自己的王子英俊潇洒，骑马像风一样神速。于是，女方提出让公主和王子赛马，如果王子赢了，即可立刻成亲。就这样，公主和王子的马术比赛在草原上展开了。开始时，公主扣紧马镫，箭一般飞驰而出，王子紧追不舍。渐渐地，公主放慢了速度，让王子追上了自己。回来时，王子跑在前面，后来也放慢速度，让公主追上自己，两人同时到达终点，双方一致认为难分高下，公主和王子脸上悄悄绽开了笑容，婚礼便当日举行了。从此，姑娘追就在哈萨克大草原上流行开来，一直留传至今，成为哈萨克青年男女表演骑艺、传递爱情的一种有趣的传统体育活动。
彝族的摔跤，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远古时，有一家弟兄三人，终日上山放牧，没有可以娱乐的东西，心里闷得慌。后来看到牛羊在打架，他们觉得好玩，于是也学着那个样子摔起来。兄弟三人不仅玩得高兴，放的牛羊也个个肥壮。而有的人家的牛羊不是得病就是死亡。于是彝族人民把摔跤看做是牛羊兴旺发达的途径，大家就跟着他们摔起跤来，并在祭祀中，用摔跤欢娱神灵，祈求保佑牛羊兴旺，摔跤就这样代代相传下来。
布依族的丢花包是布依族青年男子十分喜爱的体育游戏活动，多在春节、六月六等节日中举行。在清代，丢花包又叫“掷花球”，据《贵州通志》的《蛮僚篇》中记载：“仲家……于孟春跳月，用彩布编为小球如瓜，谓之花球，视所欢者掷之。”丢花包活动中男女青年各站一排，距离约十多米，互相朝异性投掷。只见花包在空中飞起，悠悠落下，此起彼伏，十分漂亮。初投掷实属随意，目标不限，渐渐改为爱慕谁则向谁投掷，若对方也愿向自己投掷就是有情意的表示，就可互相邀约，定期约会，借此增进友谊，加深感情。丢花包不仅为青年男女提供了寻找伴侣的机会，无形中还起着锻炼身体的作用，从而使该项体育游戏活动长盛不衰。
壮族的抛绣球。每年春暖花开的农历三月初三，是壮族人民比歌赛舞的“歌圩”佳节。这天歌圩场上搭歌棚，歌棚外面抛绣球，喜庆非凡。抛绣球历史悠久，宋代朱辅在《漫蛮丛笑》中，对壮族青年男女抛绣球的实况作了详细的描述和记载。抛绣球起初是男女青年恋爱交往的一种方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现已成为群众娱乐性的体育活动，但仍同青年男女间的交往与爱情有着密切的关系。
壮家歌曲对于抛绣球的精神欢悦性作了形象的表述：
“壮族本爱抛绣球，万人观看乐悠悠；绣球飞舞人欢畅，心宽体胖不白头；好草好树招鸟留，好村发寨笑声稠。
壮族本爱抛绣球，万人观看乐悠悠；生产人人争模范，歌场个个是能手；绣球飞舞人欢畅，心宽体胖不白头。”
民族传统体育中对精神生活的展现、对欢悦激情表达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将体育、音乐、舞蹈、美术绘画及其他辅助用具进行完美的结合，其中伴乐、伴舞民族特色浓郁，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可用“体育歌舞”来形容，充分体现了民族团结、齐心协力的精神。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充分展现了各民族不同的内在心理情感和心理需求，充分满足了各民族生存、生活、娱乐的基本要求。
七、文化交往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存环境险恶，每个成员都无法凭借个人力量独立生存，每个氏族或部落都必须依靠集体力量，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团结在原始初民中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更是一个氏族兴旺发达的条件。故而人们在狩猎了巨兽或是节庆里便聚在一起欢庆，期间自然少不了娱乐活动。同时消磨闲暇、交流情感、展现自我、密切关系（人与人间、族与族间）、繁衍后代等也是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目的。久而久之，各民族就把这类具有重大意义和民族精神寄托的日子衍化成了固定的节日，定期举行。这样的活动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娱乐还使许多身体运动完全脱离于其他社会活动，成为独立的休闲娱乐活动，逐渐形成了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与运动体系。适应市民生活需要的文化娱乐活动相继出现，且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也给不同层次的人提供了交往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族人社交的需要、爱的需要及成功的需要。民族间的文化交往和体育活动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可以说由于文化交往的需求而产生了大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同时随着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更加深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这充分体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群众性。通过体育活动，改善了民族间的关系，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促进了民族间地区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八、养生保健的要求娱乐与养生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渐趋完善，正如《诗经·大序》记载：“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说明人们娱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所以才会有磋叹咏歌、手舞足蹈。娱乐与歌舞的渊源很深，由于社会的需要，除文舞、武舞、乐舞、巫舞外还有歌舞。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就是在节日里翩翩起舞的写照。由此可见，以各种身体活动为娱乐手段，其生命力是何等的强盛，它基本上就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1．以预防为主的养生原则《黄帝内经》总结了许多包括先秦医学在内的养生经验，提出了对疾病应以预防为主的思想。如：“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此外《黄帝内经》还提出“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的主张，认为只有生活有规律，养成好习惯，才能健康长寿。这些观点为养生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2．“静以养生”的思想“静以养生”思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末期的思想家，著有《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深为后世养生家、道家所推祟。庄子名周，战国时期思想家，他的观点包括养生哲学都记录在《庄子》一书中。在养生方面庄子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观点，提出“静以养生”的思想。如“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又如“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乃长生”。这些思想构成了我国古代养生界主静派的思想基础，也成为后世的养生家、医学家，甚至哲学家修炼身心的主要方法。
3．“动以养生”的思想“动以养生”的思想，以杂家的《吕氏春秋》为代表。这本书是秦相国吕不韦主编的。书中有丰富的养生思想，特别是主张运动强身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一句，形象地告诉人们，不运动就要生病，阐明了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荀子，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是一个集诸子百家之大成的学者，他的养生思想又有了进步。他主张在养的基础上要动，“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荀子·天论》），是说一个人在饮食起居等方面要注意调养，并经常适时地进行运动，天是不能让人生病的，反之，忽略了对身体的养护，而且很少进行身体活动，天也不能保全谁安然无恙。荀子这种动养结合“人定胜天”的养生思想，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养生理论宝库中的精华，也为我国养生术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都是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的，各文化虽然不一定处在同一时代，但都遵循着同样的程序，必须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人类的文化史就是人类的技术经济、精神生活的自我运动发展史，同时代的不同社会可以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每个阶段的文化，都既是过去阶段的产物，又对未来阶段形成一定作用。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其特殊的社会功能，对社会生活、社会体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谈及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必须追溯到人类的最原始时期，因为现今各民族的先民都是从原始社会脱胎换骨、进化而来的。约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猿人，约8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猿人，约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人类。原始社会后期稳定的群居生活促使旨在保存生产和生活经验的原始教育的产生，并且和劳动实践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教育和体育的共同源头。
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风格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从它的起源和发展及丰富的内容来看，与各民族的自然环境、生产特点、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发源早、分布广、种类多等特点。只有充分认识、深入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古往今来的现象、特质，把握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及规律，才能真正达到系统化、提高的目的。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多方位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并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它依附于民族文化的广阔背景，从而形成了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的多渠道性。概括地说，民族传统体育大致有以下起源论：
一、生存的需要生产劳动是原始人类主要的社会活动，因此，萌发了体育因素并推动其向前发展的首先是生产工具和生存技能的提高。原始氏族部落由于生产力低下，生活艰难、简陋，饱受野兽侵袭和病痛、饥饿的折磨，必须依靠采集、狩猎、捕鱼等活动来维系各自的生存和繁衍，也就必须学会一些生活所需的技能，跑得快、跳得高、投得远以及攀登、泅水等生活技能成为人们生存的基本技能。这种技能的传习，可以说是未来教育的源头，也是未来体育的起点。狩猎是当时人们获得食物的主要生产劳动，由开始用石头来击打野兽，到后来使用弓箭狩猎，劳动技能显著提高，特别是使用弓箭后，这种飞得快、射得远的箭，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及生存的能力大大增强。人类刚开始与禽兽格斗是徒手的，以后发展为用器械，远距离用弓箭，近距离用刀矛，一旦武器脱手，还是要徒手格斗，行拳打脚踢的武术动作。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中，人们掌握一定的攻、防、格斗技能是必不可少的。武艺的特征是技击，技击包括徒手的搏斗和器械的运用。其中的一些生产活动演变成了以后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都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生存、生活、生产的需要，是生存能力的具体体现，是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由于长期的迁徙或地域生存特点，少有定居农耕形式，采集、狩猎成为民族生存的主要形式，靠弩射杀猎物维持生计的生产活动，逐步发展、衍变成为本民族喜爱的传统体育运动。拉祜族男子从14岁起就开始练习射弩，随长者上山打猎，节日期间的射弩比赛在拉祜族各村寨中十分盛行。比赛时有平射、直射、高射、射果子、射树叶、破箭射（拉祜族的神箭手，可用箭射刀刃，一箭射出，正中刀刃，把箭杆和箭花都劈成两半）等。蒙古族独特的狩猎工具——布鲁，最早也是用来打击飞禽走兽的，被击昏或打死的动物，皮毛完好。
为了准确打击猎物，掌握打布鲁的娴熟技术，猎手们经常练习，进行投准、投远比赛，逐渐使这项古老的狩猎生产活动演变成现在的投掷体育活动。由古代生产活动演变为现代体育活动的还有彝族的打火药枪、拉祜族的过桥爬杆、门巴族的狩猎、土族的武术、塔吉克族的叼羊、鄂伦春族的皮爬犁、瑶族的独木滑水等。湖南土家族人民，每年谷黄稻香时节，都要带着木棒、弓箭守候在田边地角，驱赶鸟兽，这种驱赶鸟兽的活动称之为“打飞棒”，并世代相传，如今已成为土家族人民喜爱的一项体育活动。对于居住在牧区的民族而言，大约从新石器时期起，他们的祖先就开始了游牧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掌握骑马技术是放牧的必要本领，否则就无法生活，后来也因此而产生了赛马以及在马上的各种运动。这些大量的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最初都是产生于各民族生产、生活之中的。
传统体育是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之一，产生的基本前提是生产工具的改进、思维的发展、语言的产生等，而这一切前提条件的出现则源于劳动。从这个意义来讲，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自然也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起源了。
二、战争的产物对野兽、对其他人群的进攻和自卫是人类原始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氏族公社阶段以后，随着部落的出现，部落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以及各种利害冲突，使武力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弱肉强食，引发了原始部落战争。随着历史的发展，各部落间的发展水平也产生了很大差异，强大的部落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掠夺其他部落的人口、财产、生存空间，从而使自己更加强大；其他部落为了防范外来侵略，保护族人的利益，就开展了自卫自救运动，这样，战争就成了当时人们最重要的事。为了赢得战争，人们开始研制各种武器，讨论战斗技巧，并对参战人员进行身体和军事技能训练，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被歪曲了的体育运动——军事体育。因为这种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强壮自己而置别人于死地的基础之上，只有自己强壮才能生存这种从残酷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念迫使参战人员掌握战斗技能。
有许多史料记载，弓弩曾是许多民族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战斗武器。尽管弩箭十分原始，但却起到了保家卫国的重要作用。现在弓弩作为战斗武器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演变成了各民族十分喜爱的体育运动。在西周时代，学校的主要课程是“六艺”，即：
“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有三艺与身体运动有关，也与战斗技能有关：
1．“乐”
乐指音乐、舞蹈、诗歌等。舞蹈分“小舞”和“大舞”。“小舞”是20岁以下的学生学习的内容，“大舞”是20岁以上的学生学习的内容。“小舞”有六种，以所持舞具命名，包括幢舞、羽舞、皇舞、旎舞、干舞、人舞。前三种是文舞，用不同颜色的羽毛装饰舞者，幢舞是手持五彩羽而舞，羽舞是手持白色羽而舞，皇舞是头戴五彩羽、身披彩羽而舞。后三种属武舞，武舞持干戚（干即盾，戚即斧）。据《礼记·内侧》记载，“成童”十五岁就学习武舞，进行一些兵器的练习，掌握一些兵刃技击技能。“大舞”也有六种，包括云门大卷（黄帝时的乐舞）、大咸（尧时的乐舞）、大磐（舜时乐舞）、大夏（夏时乐舞）、大漫（汤之乐舞）、大武（武王时的乐舞）。“大舞”和“小舞”是西周对前代乐舞的加工和整理。
2．“射”
射是指学习射箭的技术。习射有五种基本技术，称为“五射”，即：白矢、参连、刻注、襄尺和井仪。明代李呈芬的《射经》对五射作了解释。白矢：“白镞至指也，此弯弓之法，所谓殷率也。”“殷率”是指引弓的尺度，白矢是指射穿箭靶。参连：“先发一矢，三矢夹于三指间，相继拾发，不至断绝。此注矢之法也。”这里是指连续射箭的方法。刻注：“谓矢头刻处，直前注于喉，不从高而下，即谚所谓水平箭。此发矢之法也。”意为水平射。“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谓平其肘，使肘上可置杯水，蛊架弦毕便引之，此及满，使臂直于矢也。”这是平肘直臂的射法。井仪：“言开弓圆满，似井形也。或谓四矢集侯如井字，此射法之妙也。”指的是四箭射穿箭靶，形如井字。
以上解释，言简意赅，较为确切。这五种技术实际上指的是射箭的全过程，包括持弓、开弓、瞄准、发矢。其规格要求概括起来是：“持弓欲固，开弓欲满，视的如审，发矢欲分”。说明射箭的技术已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3．“御”
御术在学校教育中也有五种，名为“五御”，即：“鸣和莺，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周礼·地官》郑玄注）。刘伯骥的《六艺通论》对“五御”作了一一解释。“鸣和莺”：以“和”、“莺”两铃节车之行。“和”在轼上，“莺”在衡上，马行车行，两相呼应，合于节奏。
“逐水曲”：车傍水而行，道路透巡，能驾车逐水势之曲前进而不坠水。“过君表”：驾车经过国君所在地时，御车向辕门直人，中而不偏，表示行礼致敬。“舞交衢”：御车于十字街道中，马的步度，车的旋转，彼此合拍，应于舞节。“逐禽左”：驾车田猎时，要把猎车驾驭到禽兽的左侧，以便射杀。以上五种驾车驭马的基本技术，适应车战的需要，体现了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以车战为主要战争形式的西周，战车的驾驭自然成了军队训练和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战争推动了体育文化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兵器的改进和兵器操练及武艺的发展，促进了以训练体能、发展体质为主要目的的其他形式的体育运动的丰富和发展。“弓马之利，以定天下”，强调熟练弓马，锻炼身体，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些军事体育项目逐渐演变成了健身娱乐项目，并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一个部分。
三、宗教信仰原始人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并对自然界某些对人类造成灾难的东西十分恐惧，因而产生了“万物都受神灵主宰”的观念，并有了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宗教信仰。出于迷信，原始人类常用种种身体活动来进行祭祀活动，表示对神的虔诚，祈求神的庇护，试图让神来影响自然力、保护人类。由于将神人格化，逐渐在祭祀中出现了舞蹈、竞技、角力等身体活动，用以娱神，以表示对神的虔诚。如：拉祜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宗教信仰有原始宗教、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其中原始宗教在拉祜族整个信仰中较为广泛和深远。由于社会发展缓慢，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的经济状态，生产力低下，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林、木、火等自然力及自然现象不能理解。但为了生存，不得不艰苦地与大自然进行搏斗，对自然万物的神秘化、对超自然力量的幻想，逐渐形成拉祜族“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观念，加之后期民族迁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的传人，使拉祜族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趋向。我国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信仰，但都经历过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阶段，有的民族至今仍还保留这些原始宗教信仰。这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有关，它不仅制约着我国本土的宗教文化的发展，而且改造着各种外来的宗教，使之世俗化、本土化，以满足不同民族、不同信仰者的需求。在宗教祭祀中，到处渗透着以身体运动为核心的体育文化，表达着敬神和娱神意愿。这在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中也能找到大量的实证。颇具特色的彝族荡秋千最早源于纪念星神；摔跤活动主要在传统节日“密枝节”和“火把节”举行，最早开展摔跤活动的目的是祭神、求雨、禳灾；武术最早也是出现在本民族的祭祀活动和丧葬仪式上，表现形式上具有庄严肃穆、扑朔迷离的祭祀色彩。白族“本主崇拜”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形式，将凡是为他们立过功、做过贡献的人，均视为自己的保护神加以崇拜，为了对他们进行祭奠，白族每年都要举行“绕山林”、“火把节”、“蝴蝶会”、“海灯会”等节日，在此期间举行一些传统体育活动项目。傣族的堆沙活动最早也来源于对祖先的崇拜祭祀活动，之所以能沿袭至今并且得到发展，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
傣族人虔诚地信奉小乘佛教，使堆沙这一拜佛形式得以继承与发展。堆沙活动不仅是傣族人的传统体育活动，而且也是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人民所喜欢的体育活动。
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无一不与各自民族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今，有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仍存在着某些宗教色彩，不少民族地区仍遗存着一些祭祀体育活动，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宗教信仰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密切联系与渊源。
四、源于自然民族传统体育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象征，是对自然适应的体现，无论是基本的需要还是发展的要求，人类和自然总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人类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认知，创造了各民族各类传统体育项目。据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卷二《封泰山禅梁父》篇中记载：“乌号弓者，柘桑之林，枝条畅茂，乌登其上，下垂着地。乌适飞去，后从拨杀，取以为弓，因名乌号耳。”说明原始人类从自然现象中发现桑柘一类树木的弹力，因而制成了弓箭。因为初民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他们的生活资料是飞禽走兽，他们的生产方式便是狩猎。因之模仿飞禽走兽的声音和动作，并且也模拟猎取食物时的种种情状……“这种模拟舞，倘行之于事前，大都是狩猎和搏击技术的练习，倘行之于事后，大都是表示衷心的欢悦。”（《中国戏剧简史》）这说明早期体育源自于人类生产劳动时模仿自然现象、动物形态的动作。1965年在云南发现的描写佤族原始生活的“沧源岩画”和在各地陆续发现的一些原始岩画中，除球类活动和叠罗汉以及类似军事操练等内容外，也有不少模仿打猎的舞蹈场面的画面。春秋战国时的飞鸢（即后来的风筝，当时以竹木制成，称为木鸢）就源于人们对自然（风力）的认识和想象。“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墨子·鲁问》）
东汉后，华佗根据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活动特点，按照锻炼身体的要求，编排出了具有健身作用的“五禽戏”。
中国传统武术，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即天人关系的和谐，普遍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主张天人一致或天人合一，要求顺应自然，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人向自然复归，进入到一种绝对自由的、有如自然本身的境界，融合到自然中。武术讲究表现“精、气、神”，“气”即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本原，以水、火、木、金、土的生成变化解释了宇宙的整体结构，具体表现在武术中，就有：象形拳、仿生拳等，象形拳、仿生拳及从自然界中抽象和升华出的大量动作姿态，无一不是对自然的再现和追求。
满族滑冰，满族及其先民，长期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冰期长达半年以上。在他们长期与冰雪接触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大自然，发明了冰鞋、爬犁、拖床等冰上行走用具，还创造了各种滑冰技术。“（北室节）分为九部落。……气候最寒……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隋书·北狄传》）“拔野古，漫漫碛北，地千里，俗嗜射猎，少耕获，乘木逐鹿冰上。”“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籍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新唐书·回鹘传下》）上述的骑木、乘木、乘木马都是指滑雪或滑冰运动。满族统治全国以后，仍旧保持了以滑冰训练军队的旧俗，每年都要在太液池（今北京北海公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滑冰检阅，称之为冰嬉，随着冰嬉内容的增加和变化，逐步形成了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满族冰嬉是我国古代冰上溜冰之戏的代表，是古代冬季冰上运动项目之一。
“顶水罐”最早只是朝鲜族人民生活中取水的手段之一，后逐步具有生活所需和娱乐竞赛的双重功能。在延边朝鲜自治州内，经常能看见朝鲜族姑娘们头顶水罐翩翩而行的身影。朝鲜族女孩长到十几岁，就要学习用头顶瓦罐到井边取水。姑娘成年时，要举行顶水罐比赛运动，这是勤劳善良的朝鲜族妇女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一项体育活动，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比赛前，姑娘们把水罐放在起跑线上，裁判员一声令下后，大家顶着水罐争先恐后地冲向目的地。比赛间若水从水罐中溅出或水罐从头顶上落下，都算犯规，要被淘汰，最终先到达终点者即为优胜者。顶水罐比赛是一项比技巧和耐力的运动，有赛跑和竞走两种。赛跑距离短些，一般在200米以内，要求参赛者动作敏捷，速度要快；竞走距离较长，需要有一定的耐力才能完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曾说到：“我们对自然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使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上升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化依存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动植物、水分、土壤、气候等构成特定的生命维持系统，作用于人类不同群体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不同的食物获取方式、生活制度，成为“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并且构筑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生态价值观念和调节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行为模式。大自然创造了人类，人类又从大自然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五、祖先、英雄的崇拜信仰与崇拜是相辅相成的，信仰主体的心态必然表现为一种崇拜，但并不是所有的崇拜都是信仰。我们在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中强调对祖先、英雄的崇拜旨在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特色。祖先崇拜是原始宗教极为普遍的一种重要信仰形式，它是在鬼魂崇拜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的。在原始社会中，当氏族的血统观念形成，并得以与鬼魂崇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逐渐形成了祖先崇拜。原始的祖先崇拜先是氏族团体的共同祖先崇拜，然后才产生了部族（氏族联合体）的共同祖先的崇拜，后来随着一个个家族或家庭的产生，才出现了家族祖先或家庭祖先的崇拜。而英雄崇拜则是原始宗教信仰发展后期的一种崇拜形式，凡是对氏族、民族等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或有重大影响的人，都会被作为神或神的象征而加以崇拜。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一个民族都出现过一些在重要历史关头扭转乾坤、化险为夷，拯救民族于危亡的历史人物，或者是在某个方面、某个领域为民族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或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人物。这些人的才华和表现赢得了族人的尊敬。他们或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或为了抵御天灾人祸，或为了追求幸福与光明，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歌，做出了一件件动人的事迹。他们是本民族世世代代崇敬的英雄，也是本民族的骄傲。人们为了表达对他们由衷的敬仰及热爱，往往自发地创造出某种活动以表纪念之情。
划龙舟，最初许多民族就是为纪念民族英雄而创造的体育活动形式。苗族人民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在清水江上举行划龙舟比赛。
传说古时候，有一位名叫九宝的苗族英雄，舍身入江烧死恶龙，为民除害，从此，苗族人为了纪念他，便在他投江烧死恶龙的地方，即清水江上举行龙舟竞渡。白族每年农历八月初八在洱海举行龙舟比赛，据说古时候洱海里有一条蟒蛇，经常出游，伤害人畜，而且常常用身子堵住龙尾关附近出水口，造成洪水泛滥，淹没了沿岸的村庄和土地。白族一位勇士奋勇人海为民除害，最后与蟒蛇同归于尽，白族人敬他为洱海龙王，每年举行海会，划龙舟纪念他。傣族划龙舟是在傣历年泼水节举行。传说很久以前，勐巴拉地方有一个凶残的国王，在他的统治下，老百姓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有一个穷困小伙子岩洪窝用他划的小龙舟撞翻了国王的大船，国王被淹死，于是乡亲们推选岩洪窝为新国王，从此人们过上了美好的生活。为了纪念这个除民害的日子，每到傣历年，当地人便在澜沧江上举行划龙舟比赛。又如湘西苗族的上刀梯，是为了纪念石巴贵为民除害的事迹。传说在很久以前，苗岭出现一个妖怪，到处害人。一位叫石巴贵的青年，自告奋勇带着36把钢刀来到一座高山上，将刀一把一把的由下而上插在一株大树上，插一把上升一个高度，登到树顶后，便舞动手中的降妖鞭，吹响牛角，高呼要与妖怪决一死战，跟随他上山的百姓则在树下点燃鞭炮和铁桶，敲起锣鼓，妖怪见此情景只好逃之天天。从此，每当重大节日，都有勇士表演上刀梯以纪念石巴贵为民除害的精神。这些扣人心弦的体育项目，寄托了各族人民对为民谋利者的深切纪念，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极大的精神鼓舞。
拉祜族阿波（投矛），逢年过节时，拉祜族支系的苦聪人都要举行投矛活动来纪念苦聪人的英雄阿波。每人3矛，以投得最远者为胜；然后再进行掷准，在一定的距离内放置一些物体为靶，每次掷数支矛，以击中目标多者为胜。基诺族的大鼓舞源于对祖先的祭祀活动，相传基诺族祖先靠大鼓之助得以繁衍后代。后代人为了感谢大鼓把基诺人送到人间，每到节日喜庆或上新房，就用竹篾编织一些猪、鸡、马、鱼等吉祥物作为祭品，挂在大鼓两端的木桩上，然后全寨男女老幼穿着新衣，围着大鼓，由老人击鼓、敲锣，其余的人手挽手，着鼓点、锣声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以示对祖先的敬意。该活动逐步发展成为基诺人传统节日中的体育活动内容。又如藏族碧秀（射响箭），一种说法是，藏族用射响箭来纪念自己的民族英雄格萨尔王降妖伏魔，另一种说法是射响箭最初用于向敌人发起冲锋的信号。当时贡布地区首领阿杰吉布使用响箭准确地传递了信号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人们为了纪念这次胜利，每逢过年过节时，藏族女同胞便唱箭歌，男同胞则比试射艺以示纪念。
傈僳族的爬刀杆是傈僳族传统体育活动，主要集中在怒江峡谷地区，以腾冲左勇的傈僳族为代表。农历二月初有刀杆节，以惊心动魄的上刀山下火海活动，显示男人的力量和勇气。关于刀杆节，傈僳人是这样说的：明朝兵部尚书王骥带兵在著名的麓川之役中取胜，保卫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安宁，诸蛮不侵，边关巍然。傈僳人为了纪念他，就用“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来表示。
广西苗族的爬坡杆是在每年农历正月上旬举行的坡会上进行的表演比赛。坡会也叫“赶坡”、“跳坡”。爬坡杆这种活动形式由来已久，相传苗族民族英雄孟子佑率领苗族人民与残暴的奴隶主进行斗争，后在奋战中牺牲，为了纪念他，人们在他坟前竖起高高的木杆，并在顶上挂上酒肉，以示纪念。赶坡这天苗族人民从四寨八乡汇聚在坡场上，人山人海，为此爬坡杆的表演赛也成为坡会上的一项主要内容，为坡会增添了无穷乐趣。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有过对自己祖先的各种祭祀活动，在各自发展过程中都曾产生过自己的民族英雄，都曾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文化，都延续至今，都可考证，这为我们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
在各民族的信仰中，虽然对祖先、英雄大多加以神化，形成很多富有神奇色彩的神话传说，但从本质上讲，他们崇拜的是“人”而不是“神”，是实际存在过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是崇拜的升华和发展，是人类意识的发展，是民族群体思维的优化。对祖先、英雄的崇拜体现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上，则是各民族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先或民族英雄，人们要么创造出一个集体活动，要么直接就用祖先、英雄使用过的工具或其特有的活动来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久而久之，这种活动便形成了一定的形式，成为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
六、精神生活和娱乐的需要人是兼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动物。人除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外，同时受生理规律的支配，“饥思食、困思寝”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原始人类狩猎满载而归时，内心十分高兴，自然作出手舞足蹈的身体活动，而这些身体活动大多模仿飞禽走兽的动作和狩猎的搏击动作，所以称为模拟舞。部落生活是集体生活，共同劳动、共享欢乐。一旦收获，整个部落为之欢腾，并结集而舞蹈。《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说的是当时葛天氏部落的舞蹈，以三人一队，握住牛尾，脚踏着节奏，载歌载舞，其内容形式有八节之多。“击石扮石，百兽率舞”（《尚书·益樱》）就是伴着击打石块的节奏，模仿各种动物形态的一种舞蹈。这些身体活动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一些益处，主要是能够满足他们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当这些身体活动的意义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就会很自然地同开始的本能活动区分开来，而形成原始的体育形态。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各民族生存环境大多相对比较偏僻、闭塞，与外界接触较少，大多处于缓慢发展的环境中。生产劳作之余，同样需要调节体力与丰富精神，以此满足他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各民族许多带有自娱自乐性质的体育活动正是在这种身体和心理的需求下产生的，成为各民族在封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人们在欢悦的体育活动中，既得到美的享受，又增进了体质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常被作为向异性表达情意及寻找配偶的媒介，这些在各民族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痕迹。如哈萨克族的姑娘追，大草原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从前，两个哈萨克部落首领要为儿女结亲，女方夸自己的公主像鲜花一样美丽，骑马像腾云一般洒脱。男方夸自己的王子英俊潇洒，骑马像风一样神速。于是，女方提出让公主和王子赛马，如果王子赢了，即可立刻成亲。就这样，公主和王子的马术比赛在草原上展开了。开始时，公主扣紧马镫，箭一般飞驰而出，王子紧追不舍。渐渐地，公主放慢了速度，让王子追上了自己。回来时，王子跑在前面，后来也放慢速度，让公主追上自己，两人同时到达终点，双方一致认为难分高下，公主和王子脸上悄悄绽开了笑容，婚礼便当日举行了。从此，姑娘追就在哈萨克大草原上流行开来，一直留传至今，成为哈萨克青年男女表演骑艺、传递爱情的一种有趣的传统体育活动。
彝族的摔跤，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远古时，有一家弟兄三人，终日上山放牧，没有可以娱乐的东西，心里闷得慌。后来看到牛羊在打架，他们觉得好玩，于是也学着那个样子摔起来。兄弟三人不仅玩得高兴，放的牛羊也个个肥壮。而有的人家的牛羊不是得病就是死亡。于是彝族人民把摔跤看做是牛羊兴旺发达的途径，大家就跟着他们摔起跤来，并在祭祀中，用摔跤欢娱神灵，祈求保佑牛羊兴旺，摔跤就这样代代相传下来。
布依族的丢花包是布依族青年男子十分喜爱的体育游戏活动，多在春节、六月六等节日中举行。在清代，丢花包又叫“掷花球”，据《贵州通志》的《蛮僚篇》中记载：“仲家……于孟春跳月，用彩布编为小球如瓜，谓之花球，视所欢者掷之。”丢花包活动中男女青年各站一排，距离约十多米，互相朝异性投掷。只见花包在空中飞起，悠悠落下，此起彼伏，十分漂亮。初投掷实属随意，目标不限，渐渐改为爱慕谁则向谁投掷，若对方也愿向自己投掷就是有情意的表示，就可互相邀约，定期约会，借此增进友谊，加深感情。丢花包不仅为青年男女提供了寻找伴侣的机会，无形中还起着锻炼身体的作用，从而使该项体育游戏活动长盛不衰。
壮族的抛绣球。每年春暖花开的农历三月初三，是壮族人民比歌赛舞的“歌圩”佳节。这天歌圩场上搭歌棚，歌棚外面抛绣球，喜庆非凡。抛绣球历史悠久，宋代朱辅在《漫蛮丛笑》中，对壮族青年男女抛绣球的实况作了详细的描述和记载。抛绣球起初是男女青年恋爱交往的一种方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现已成为群众娱乐性的体育活动，但仍同青年男女间的交往与爱情有着密切的关系。
壮家歌曲对于抛绣球的精神欢悦性作了形象的表述：
“壮族本爱抛绣球，万人观看乐悠悠；绣球飞舞人欢畅，心宽体胖不白头；好草好树招鸟留，好村发寨笑声稠。
壮族本爱抛绣球，万人观看乐悠悠；生产人人争模范，歌场个个是能手；绣球飞舞人欢畅，心宽体胖不白头。”
民族传统体育中对精神生活的展现、对欢悦激情表达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将体育、音乐、舞蹈、美术绘画及其他辅助用具进行完美的结合，其中伴乐、伴舞民族特色浓郁，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可用“体育歌舞”来形容，充分体现了民族团结、齐心协力的精神。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充分展现了各民族不同的内在心理情感和心理需求，充分满足了各民族生存、生活、娱乐的基本要求。
七、文化交往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存环境险恶，每个成员都无法凭借个人力量独立生存，每个氏族或部落都必须依靠集体力量，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团结在原始初民中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更是一个氏族兴旺发达的条件。故而人们在狩猎了巨兽或是节庆里便聚在一起欢庆，期间自然少不了娱乐活动。同时消磨闲暇、交流情感、展现自我、密切关系（人与人间、族与族间）、繁衍后代等也是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目的。久而久之，各民族就把这类具有重大意义和民族精神寄托的日子衍化成了固定的节日，定期举行。这样的活动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娱乐还使许多身体运动完全脱离于其他社会活动，成为独立的休闲娱乐活动，逐渐形成了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与运动体系。适应市民生活需要的文化娱乐活动相继出现，且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也给不同层次的人提供了交往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族人社交的需要、爱的需要及成功的需要。民族间的文化交往和体育活动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可以说由于文化交往的需求而产生了大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同时随着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更加深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这充分体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群众性。通过体育活动，改善了民族间的关系，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促进了民族间地区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八、养生保健的要求娱乐与养生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渐趋完善，正如《诗经·大序》记载：“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说明人们娱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所以才会有磋叹咏歌、手舞足蹈。娱乐与歌舞的渊源很深，由于社会的需要，除文舞、武舞、乐舞、巫舞外还有歌舞。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就是在节日里翩翩起舞的写照。由此可见，以各种身体活动为娱乐手段，其生命力是何等的强盛，它基本上就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1．以预防为主的养生原则《黄帝内经》总结了许多包括先秦医学在内的养生经验，提出了对疾病应以预防为主的思想。如：“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此外《黄帝内经》还提出“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的主张，认为只有生活有规律，养成好习惯，才能健康长寿。这些观点为养生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2．“静以养生”的思想“静以养生”思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末期的思想家，著有《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深为后世养生家、道家所推祟。庄子名周，战国时期思想家，他的观点包括养生哲学都记录在《庄子》一书中。在养生方面庄子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观点，提出“静以养生”的思想。如“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又如“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乃长生”。这些思想构成了我国古代养生界主静派的思想基础，也成为后世的养生家、医学家，甚至哲学家修炼身心的主要方法。
3．“动以养生”的思想“动以养生”的思想，以杂家的《吕氏春秋》为代表。这本书是秦相国吕不韦主编的。书中有丰富的养生思想，特别是主张运动强身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一句，形象地告诉人们，不运动就要生病，阐明了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荀子，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是一个集诸子百家之大成的学者，他的养生思想又有了进步。他主张在养的基础上要动，“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荀子·天论》），是说一个人在饮食起居等方面要注意调养，并经常适时地进行运动，天是不能让人生病的，反之，忽略了对身体的养护，而且很少进行身体活动，天也不能保全谁安然无恙。荀子这种动养结合“人定胜天”的养生思想，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养生理论宝库中的精华，也为我国养生术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